汉文帝霸陵被发现，不只是一个考古事件

12月14日上午，据新京报报道，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线上会议，聚焦甘肃、河南、陕西三个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会上公布了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一时间，“汉文帝霸陵被发现”引起广泛关注。

这样一条看似偏门的“考古新闻”，竟上了热搜第一。当然，这和国人大多热衷皇帝的故事不无关系——就连拍卖会上，凡是皇帝御用之物如印章、器物乃至题跋过的书画收藏品都能卖出数千万数亿的“天价”。这是漫长历史塑造的文化意识，还是数十年来宫斗剧、皇帝戏造成的影响所致，值得思量。

当然，这也和新闻内容充满了戏剧性有关。因为元明清近700年来，人们都以为汉文帝霸陵在凸起如山的“凤凰嘴”这个地方，许多地方官员还立碑为证，如清代的学问大家、陕西巡抚毕沅还在那里立了一块“汉文帝霸陵”的石碑，供人们凭吊。国家在此设立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核心区也在凤凰嘴，吸引了千千万万的慕古之人前去探访。

而今天的考古学家研究、勘查、试挖掘证明汉文帝霸陵的真实位置，在距离凤凰嘴一公里外的“江村大墓”（以前多推测这是汉文帝之女馆陶公主之墓），这种“颠覆式”认知当然也让大家充满了好奇。

这件事可以勾连的因素特别丰富。江村大墓位于白鹿原，很容易让人想到陈忠实的著名小说《白鹿原》，还有有关的电影、戏剧等；也能联想到“文景之治”等《史记》《汉书》里记述的故事，想起唐诗宋词里的感叹。

而这次考古发掘也如以前的一些考古发现一样，是在盗墓贼的逼迫下“不得不如此”。

早在2002年，拍卖市场上就出现了可能出自西安帝陵的被盗文物。2016年公安部门发现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汉云陵”（汉武帝妃嫔“钩弋夫人”之墓）遭遇盗贼侵扰，警方顺藤摸瓜，抓捕了数个盗墓团伙，发现他们侵扰偷盗过陕西、甘肃数个墓葬，包括汉宣帝的杜陵、白鹿原江村大墓丛葬坑等。

这些盗墓贼之后都被审判服刑，而西汉帝陵保护管理中心及其下属的霸陵管护部等部门负有失察责任的官员也受到党纪政纪处分。随后，才有了陕西省、西安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勘探和挖掘。

总之，这件事让历史爱好者、文物艺术品爱好者、刑事案件研究者等等许多领域的人都有话可说，自然能引起层层涟漪。当然，这也离不开电视、手机移动推送媒体、报刊等等的报道加持。

考古学当然是一门在理论、方法与实践意义上自有历史文化传承的人文学科或者社会科学，可是一则考古事件能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却是因为这一“事件”链接了许多社会现实、文化传统、大众意识等等因素乃至刑事案件、经济利益。

▲霸陵陵区外景。图/央视

这提醒我们，今天的“考古学实践”已经密切地与社会公共文化的建设连接在一起。有时候，推动“考古学实践”发展的或许并不是考古学学术共同体内部的某个研究，而是外面一个偶然事件的刺激——一起盗墓案、一部流行小说、一部电影、一个正要进行的地产项目或者基础设施建设。

当然，也有可能是文物管理体制的变化、技术手段的革命性更新，种种因素都可以促成一次重要考古发现。

其实，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起源和发展，一直就是在与社会层面“诸多现实因素”互动下推进的。在一个相对宽松、健康的环境下，多些关注、多些关联并不是坏事，至少有利于考古学家开展项目，有利于传播知识。

考古学的发展也离不开严谨工作的考古学家。2017年开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的团队持续数年对江村大墓外藏坑、南陵外藏坑进行抢救性发掘，最终确认了“江村大墓”最可能的墓主是汉文帝，正是他们脚踏实地的研究从学术层面提供了证据，揭开了这个秘密。

总之，汉文帝霸陵被发现，不只是一个考古事件。这是一个多种社会因素共同促成的“热搜”。这或许道出了未来考古发掘的趋势：虽是考古，但不限于考古。无论如何，我们期待看见更多考古发现，填补历史研究，也充实社会生活。

新京报特约撰稿人 | 周文翰（建筑和艺术评论家 ）

编辑 | 迟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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