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秀园记

大年初三，驱车路过安庆，顺便拜谒了陈独秀墓。车下高速，在百度导航的指引下，拐进一条会个车也似乎有些困难的狭窄村道，寻找墓的所在地——“独秀园”。不由得怀疑此行能否达成目的，同伴也揶揄：新年新始，却来一个陌生的地方寻找一个不相干的人的墓，还是在这样冷冷清清的荒郊野外，真是莫名其妙。有什么办法呢，只能这样安慰自己：非常之人，必有非常际遇，名垂宇宙、万人景仰固然遂人所愿，寂寞孤独、少有人问津也乐得悠闲清静，未尝不好。独秀先生生前风云激荡，听惯了看惯了人世的纷争，也许身后他要的就是这样的安宁呢？

还好，没费周折，来到了“独秀园”门口，出人意料，虽然拜谒的人不多，但也不算冷清，停车场还有邻省的旅游大巴；更出人意料的是墓园的规模也不小，进入墓园，迎面一座六柱五门石牌坊，中间一门的门楼上镌刻“独秀园”三字，左右两侧刻有独秀先生一生倡导并手书书的“民主”和“科学”，牌坊前的广场对面是一组浮雕，名为“惊雷”，展示陈独秀波澜壮阔的一生。穿过石牌坊，便是长而宽的墓道，沿中轴线依次排列着陈独秀雕像、新青年碑刻、纪念水池和陈独秀墓冢，其格局让人想起中山陵。只是中山陵依坡而建，拾级而上，更加庄严肃穆。上大学时多次游览中山陵，做老师后又多次教学课文《巍巍中山陵》，所以记忆比较深刻。于是，在独秀园走走看看，不时地拿它和中山陵比较。

看到牌坊上刻的“独秀园”三字，我想到进入中山陵也是一座石牌坊，不过只有3个门楼，中间门楼上刻的是中山先生的手书“博爱”，而不是“中山陵”。独秀先生和中山先生一样，都是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的人物。中山先生首倡“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国民党，推翻帝制，提出三民主义，缔造中华民国，国人尊称他为“国父”，真可谓名至实归，不过称他的墓园为“陵”，却让一些人心生疑窦，古代只有帝王之墓才称为“陵”，中山先生一生以推翻封建帝制为己任，身后却留下充满封建帝王色彩的“中山陵”，岂不有违的本意？也许，真因为如此，“中山陵”只是口头称呼，而无文字碑刻的事实了。

如此一想，倒为“独秀园”的命名叫好了。独秀先生创办《新青年》，扛起“民主”和“科学”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大旗，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尽管他的后半生充满争议，不当的宣传让他在很多国人的印象中是一个“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执行者”，是一个“托派主义的反革命者”，然而，纵观他的一生，“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始终铁骨铮铮，胸怀坦荡，以“独秀园”命名他的墓园，客观公平，堂堂正正，又不惹政治是非争议。

我有些疑惑，为什么牌坊是六柱五门，比中山陵还多两个门，旁边一位游客微微一笑，意味深长地告诉我：因为他担任中共一至五届总书记，我猛然惊醒，是呀，在党内，谁的地位能够超过他呢？可在我们印象中却模糊不清，甚至是反面人物，历史的吊诡也许就在于此吧！

参观墓园，总会关注到碑铭字刻。在“中山陵”，除了中山先生的“博爱”、“天下为公”、“浩气长存”、“民族、民权、民生”等手书外，当然也有国民党大佬兼书法家谭延闿、于右任、胡汉民等人的题款。“独秀园”的碑铭字刻，除独秀先生的手书“民主”“科学”外，另有三处使用集字的形式：牌坊门楼上“独秀园”集赵朴初行楷，浑厚饱满，雍容典雅；墓道中陈独秀雕像基座上“陈独秀”三字集王羲之行草，飘逸洒脱之中又有浩然之气；墓冢前的墓碑“陈独秀先生之墓”集欧阳询楷书，挺秀遒劲，高雅雄浑。这种集字的形式恐怕是最适合像陈独秀这样盖棺而未定之人的。你想，在此情形之下，可以去请谁来题写呢，谁又会愿意题写呢？

据说，自陈独秀之墓由他的三儿子陈松年从江津迁至此地后，光墓碑就换了四次：“先考陈公乾生之墓”、“陈公仲甫字独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陈独秀之墓”、“陈独秀先生之墓”，看得出，前两次独秀后人所立，后两次应是官方所立，独秀墓能够由官方所立到最后称呼中加“先生”二字的微妙变化，让人对政治的风云诡谲唏嘘不已，也不由得佩服“独秀园”建造设计者的“集字”镌刻碑铭的巧妙心思。

体现这种巧妙心思的设计还有墓冢前的纪念水池，旁边的说明文字是：“在原来天然池塘的基础上改建而成，方方正正的水池寓意着陈独秀一生清平正直，胸怀坦荡，如镜的水面寓意历史是一面镜子，终究会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的本来面目是是什么，怎样还原？写作此文时，手头正好有1979和2009两个版本的《辞海》，对比一下对“陈独秀”条目的不同阐释，似乎能说明这个问题。

1979版生卒年后直接说字号，没有总的评价，最后说他“死于四川江津”；2009版起首在字号前总的评价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对他的死，表述为“在江津病逝”。对他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绩，并无异议，只是详略不同；可1979版并未像2009版一样提及他领导五卅运动和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对他的右倾错误，1979版表述为：“第一次国内革命后期，党内以他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形成投降主义路线，放弃对于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进攻采取妥协投降政策，使革命遭到失败。”2009版的表述是：“大革命后期，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致使革命在国民党右派的突然袭击下遭到失败。”对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前者强调主观因素，后者突出客观因素。

对他最具争议的托派反革命问题，1979版这样表述：“1927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被撤销总书记的职务，但仍坚持错误。其后，和托洛茨基分子勾结，成立反党组织。1929年被开除出党。同年12月，纠集彭述之等81人发表《政治意见书》，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2009版表述简单客观得多：“1927年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后参加中国托派。1929年11月被开除党籍。”另外，2009版还比1979版增加了陈独秀遭国民党逮捕的事实：“1932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37年获释，出狱后主张发动群众抗日，拒绝国民党的高官厚禄，在四川江津以教书为生。”

30年两个版本对陈独秀的评价，不能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至少也体现了历史巨大进步。也许，在很多问题上，我们对历史的客观公正应该有足够的信心，尽管很多时候，要以很长的时间和恒久的耐心去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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