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长观到白云观——“北京第一道观”的历史变迁与文化传承
作者：郑永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城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不同的宗教文化都在这里留下了深深印记。俗语常称“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而北京最古老的道观，应该数白云观了。从天长观到白云观的历史演变，正是北京道教文化发展变迁的生动缩影。
“北京第一道观”的历史变迁
白云观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唐代的天长观。观内奉为“镇观三宝”之一的老子石像，据说就是从那时传下来的。
唐代皇室尊“道祖”老子（即李耳）为先祖。玄宗（712—756年在位）登基不久，即下令恢复道士、女冠隶属宗正寺的制度，此后又大力崇道。天长观就是玄宗为尊奉“玄元大圣祖”李耳，于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敕令各州统一兴建的。建成后初称“玄元皇帝庙”，天宝年间（742—756年）改称“紫极宫”。天长观之俗称，可能缘于每年“天长节”（即皇帝诞辰日）在观内举行的祈福大醮。唐末咸通七年（866年），幽州节度使张允伸以年久衰破为由，又派人复修。此后历五代及辽南京时期的“咸所严奉”，天长观作为幽州城内的标志性道观，持续相沿。
金代迁都中都，天长观的地位随之发生重大变化。正隆年间（1156—1161年），天长观为大火所毁。金世宗于大定七年（1167年）诏令复建，历经八年。落成日，世宗亲率百官瞻礼，赐名“十方大天长观”。经此重修，天长观规模宏大，装饰华丽，不仅是金中都规格最高的皇家道观，也成为中国北方的道教文化中心。
金代道教领袖赴京，多赴观内演法讲道。由“全真七子”王处一所作《入天长观》诗：“入得天长正位宫，交参殿宇映重重。金坛玉壁朝元像，七宝玲珑显圣容。”可见其概。泰和二年（1202年），天长观再毁于火。次年金章宗下令重建，竣工后改名“太极宫”。不过随着蒙古大军挺进，金都南迁开封，太极宫作为金代皇家道观的繁华，很快烟消云散。
元初丘处机入住，使太极宫再次焕发生机。成吉思汗十九年（1224年），全真掌教丘处机自雪山载誉东返，为燕京官民迎入太极宫内。丘处机因道观损毁严重，大力整治。燕京这座具有标志意义的道观，再次焕然一新。三年后，成吉思汗以丘处机道号“长春子”，将太极宫改名“长春宫”，并赐以“金虎牌”，授其掌管全国道教之权。不久丘处机去世，全真上下在长春宫之东为其营建葬所，堂号“处顺”，观名“白云”。后世历久相传的北京白云观，由此肇始。
元代长春宫与其东附属的白云观一道，共同成为元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道教文化中心。元末兵燹，长春宫损毁殆尽，东侧入葬丘祖的白云观却侥幸存留。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时为燕王的朱棣以白云观为中心扩建道观。永乐迁都以后，白云观进一步受到明廷重视。西侧自唐代天长观延续至元代长春宫的旧址，则逐渐废弃。宣德十年（1435年），白云观又兴修玉皇阁、衍庆殿、四帅殿等建筑，规制渐备，“宏耀京师”。景泰年间（1450—1457年），再次修饰七真殿、十八宗师殿，恢复丘祖塑像、绘制十八宗师之像，道观比以往更加壮观。但明代全真教处于相对衰隐的状态，白云观在金元时期的“京师第一道观”地位，也受到很大影响。
清初王常月（？-1680年）复兴全真龙门派，为白云观复振提供了重要契机。王常月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北赴京师，据说至京后很快得到推崇。顺治十三年、十五年、十六年，他在白云观内“三次登坛说戒，度弟子千余人”。康熙初年，王常月又率弟子南下，在江南金陵、湖州、杭州及湖北武当山等地开坛说戒。龙门派由此遍及南北，成为道教中的显宗，以致流传有“临济、龙门半天下”的俗语。王常月在白云观内确立的开坛传戒制度，也成为全真传法的基本仪轨，在中国道教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王常月病逝后，葬于白云观西路的祠堂院。朝廷追赠“抱一高士”，教内更誉为清代“高士第一流人物”。院内奉祀王常月坐像，左右室墙壁上所嵌元代著名赵孟頫书法家手书《松雪道德经》《阴符经》石刻，亦为历代相传的镇观之宝。清代白云观也因此成为龙门派圣地，很快恢复“京师第一道观”的地位。
《道藏》编纂、流传的枢纽
《道藏》为道教经书典籍的总汇，也是道教文化的重要载体。金元以后，随着道教文化中心地位的奠定，白云观也逐渐成为《道藏》编纂与流传的枢纽，体现出其作为道教中心的文化地位。
北京上升为都城后的《道藏》，早期有《大金玄都宝藏》与《大元玄都道藏》。大定四年（1164年），“游心玄妙”的金世宗下令将原藏于北宋汴京（今开封）的《政和万寿道藏》经板，北运燕京。此为天长观收存《道藏》经板之始，开启了北京《道藏》文化的新纪元。明昌元年（1190年），金章宗又下令参订、补缀《道藏》经板。天长观提点孙明道搜访遗经、补刻旧板，最后按传统的“三洞四辅”，编成《大金玄都宝藏》。此为在北京刊刻的首部《道藏》，在北京道教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可惜不到10年，金代《道藏》经板悉数毁于天长观大火。元初全真大兴，随丘处机西行后返回燕京、侍师居于长春宫的宋德方，倡议重修，后者叮嘱其“他日成之”。丘处机去世后，宋德方出任教门提点，以完成先师“遗志”为号召，与门人秦志安等在平阳玄都观（今山西临汾境内）设立总局，又在秦中、太原各地设分局二十余处，于乃马真皇后称制三年（1244年）成藏，史称《大元玄都宝藏》。元代《道藏》编纂事务虽在山西、陕西等地进行，但其决策指挥中心却在全教核心的燕京。不仅其意始发于此，长春宫大宗师尹志平的鼎力支持，更成为全教上下通力协作，《道藏》得以告成的根本保障。
《大元玄都道藏》竣工后，入藏燕京长春宫、陕西终南山、江西龙虎山等代表宫观。以后又印刷百余部，流布到其他名山洞府。但释道之争后，元世祖召集百官，于大都公开焚烧《道藏》，各地《道藏》亦遭到严重破坏。入明后，成祖命来自武当山的任自垣，在北京重启《道藏》编纂。工程始于永乐十七年（1419年），三年后初稿编成。其正式刊印，则迟至明英宗正统年间（1436—1449年），是为《正统道藏》。为弥补其中的缺漏，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明神宗又令第五十代天师张国祥编纂《续道藏》，自此形成相对完整、规范的明版《道藏》。正、续《道藏》汇集道教文化之大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在哲学、养生及医药学、古代化学等方面也具有极大文化价值。
清代沿用明版《道藏》，未再重新编纂。道光年间，白云观将观内残缺的《道藏》抄补齐整，成为又一重要镇观之宝。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道藏》经板被毁，各地秘藏的《道藏》亦难得一见。1923年至1926年，在大总统徐世昌支持下，经傅增湘、张元济苦心经营，上海商务印书馆借用白云观所藏《道藏》，以涵芬楼名义影印。此举有力推动了《道藏》在近代的传播，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文化影响。1950年，白云观又将观内珍藏三百多年的明版《道藏》移交国家图书馆，成为享誉世界的珍贵道教文物，也以实物见证了白云观在《道藏》文化史上的枢纽地位。
上林盛举燕九节
燕九节即每年正月十九——丘祖诞辰日，民众聚游白云观。这是北京一年之初的盛大民俗，也是白云观作为道教文化中心的生动体现。早在元代，大都民众即以正月十九为“燕九”，阖城男女齐赴长春宫、白云观，“纵情宴玩，以为盛节”。明代诗歌中，也有“燕市重逢燕九，春游载选春朝”“闹蛾人胜争贴，怖鸽天花乱飘”的生动描述。清初《燕九竹枝词》，则总结为“长春修炼白云多，长春去后年年客”。可知燕九节的萌芽，应在元初“长春真人”入葬白云观后逐渐开始，此后随着全真教的发展，历元、明、清之繁荣，长盛不衰。
明初长春宫废弃，“燕九”民俗由元代长春宫、白云观并重，转而专以白云观为核心。永乐迁都后，白云观燕九节日加繁荣。明代燕九节在民众间出现了多种不同的称谓。或记为“宴丘”，以强调对“长春真人”的祭祀。或记为“耍燕九”，以表达“弹射走马”之玩耍。或记为“烟九”“耍烟九”“淹九”，意在“淹留”元宵灯市的烟火流光。还有的附会为“阉邱”“阉九”，说此日为纪念白云观道人邱元清之“就阉”。这既反映了“燕九”文化在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传播的历史过程，也显示出京城民众的广泛参与程度。
清代燕九节达到新的高潮，“车骑如云，游人纷沓，上自王公贵戚，下至舆隶贩夫，无不毕集”。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著名戏剧家孔尚任招集诗友同游白云观，成为清代“燕九”盛事的典型。所作竹枝词中，既有“七贵五侯势莫当”的王公贵族，也有“村翁扶杖坛边笑”的普通群众；有“抵戏番歌玩不穷”的百戏场，也有“千里仙乡变醉乡”的吃食场；有“拇阵狂呼燕赵客”的壮汉，也有“手提线索骂天公”的顽童；有“芳心默记归时路”的闺秀，也有“队队走桥深夜出”的少妇。“漫锣紧鼓拦游客”“观前观后笛声高”，庙会期间上演的人间百态，正是“燕九”文化吸引力的生动展现。
历经岁月，白云观燕九节形成诸多民俗活动。其中影响最大者，为十八、十九日的“会神仙”，时人称为“才走星桥又步云，真仙不遇心如结”。脍炙人口的还有窝风桥上打金钱眼，所谓“更有美人占幸运，争舒玉臂打金钱”。此外，摸猴、寻猴、摸铜骡子、骑毛驴等民俗活动，也深受民众喜爱。
1949年以后，出于种种原因，燕九节民俗活动逐渐停办，但白云观的巨大影响仍继续存在。每年春节庙会期间，均香火缭绕，游人接踵。作为全真祖庭之一的白云观，素有“天下道教第一丛林”之誉。历经修缮的白云观现占地近6万平方米，共有殿堂19座，规模宏大，布局紧凑。1979年，白云观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又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道教协会、中国道教学院、中国道教文化研究所均设于此，既深刻展现出道教文化的博大精深，也充分反映了“北京第一道观”作为全国道教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
文章发表于《前线》杂志2019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