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1800年道教史，明清真武崇拜兴盛，几乎每个县都有真武庙宇

邯郸文化源远流长，种类繁杂。道教在邯郸大地上历经了 1800 多年的发展演变，它吸收邯郸古代各种思想文化于一身，汇集了各个民族文化的精华，道教逐渐形成了一个成熟的、完整的宗教，它的发展是一个复杂而又极其漫长的过程，总结起来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邯郸西部的磁山文化是中国的文化发祥地之一，七千多年前就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原始聚落。早期道教的产生源自于远古时期人们对自然界的崇拜、鬼神的崇拜以及对祖先的崇拜，战国时期方仙宣传的神仙传说，秦汉之际道家老子庄子的道家思想，西汉时期黄老学说以及儒家的思想等等。在远古时期，人们对于自然现象缺乏正确的认知，对一些自然灾害更是害怕茫然，他们认为有神灵主宰，便产生了早期的自然崇拜。

人们还相信人死后灵魂不灭，便产生了对鬼神的崇拜，同时对逝去之人的思念，对鬼神的崇拜结合血缘关系，发展成了祖先崇拜。战国以及秦汉时期，神仙的传说以及方仙的出现，他们宣传世界上存在仙药，可以让人长生不死，这掀起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入海寻药、求不死之药的事件。这些神仙信仰之后被道教所继承，成为道教信仰的核心内容。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具有与道教相通的因素，这些因素也被道教所吸收，也成为了道教信仰的核心内容。

两汉及先秦时期的鬼神崇拜、方仙信仰、黄老之学以及阴阳五行学说等，虽然无论在官方或是民间都很盛行，但是都未能形成完整的信仰体系、组织体系、理论体系和活动规律，且多为师徒相授、口口相传。而邯郸道教正式诞生是在东汉末年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时期战乱不断，民不聊生，为宣传人间和谐、公正、安宁的太平世道的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这一时期，于吉将自己得到的神书《太平经》又名《太平清领书》传于张角，张角因此创立了太平道，与此同时，张道陵在巴蜀地区创立了五斗米道，太平道与五斗米道的产生，标志着我国道教的正式形成。

张角在获得《太平经》之后如获至宝，便如饥似渴地“晓夜攻习”，张角对于《太平经》中所描绘的美好太平世界无比的向往，他认为天书传于他手是天意，是天降大任与自己，他要替天行道，于是他创建了太平道，同时以“大贤良师”自称，张角传道的方法是为人治病，而他治病的方式是“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张角家世代行医，他也师从神医华佗，他凭借高超的医术治好了很多的病人，对于治好的病人，张角称其信道，是天神饶恕了其过错，免除了其痛苦。

通过这种方式使遭遇天灾人祸的百姓以为遇到了救星，故“百姓信向之”，信奉其道者甚众，十余年间，教徒达十万，遍及八州，在当时具有很强大的影响力。但是由于张角在起义的过程中，过度劳累死于军中，起义也由此走向失败，太平道也从此式微，走向衰落。

与太平道同一时期的是张道陵于巴蜀创立的五斗米道，其信徒只需缴纳五斗米就可以加入该教，五斗米道也由此而来。与太平道不同的是，五斗米道虽也反派朝廷，但是由于其地处偏远，加上当时的益州牧刘焉素信鬼道（五斗米道之别称），张修投靠了刘焉，这使得五斗米道免遭灭顶之灾。五斗米道传至张鲁后，张鲁为了保全教众和发扬五斗米道，毅然决定投降曹操，跟随曹操北迁至邺城（今邯郸临漳县一带），五斗米道在邺城及北方大量吸收太平道被打压的教众，其影响力因此迅速扩大，最终发展成为我国道教的正宗。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北魏时期，大量方士和信徒集中到邯郸邺城，邺城成为北方道教的中心。到了晋代，道教理论家、医学家、炼丹家葛洪编著了《抱朴子·内篇》一书，书中系统的总结了道教在晋代以前的神仙理论与方术信仰，同时提出了以炼丹修道成仙的途径。葛洪对早期道教的活动发展方式提出了质疑，他主张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这一著作的出现为道教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道教在南北朝期间逐渐改良与完善其教义、教规与教派组织方式，由此也衍生出了道教的其他分支，并且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支持。为后来我国道、佛、儒三家鼎立的局面创造了基础。

隋唐宋时期，邯郸城市发展进入了衰退时期，由于道教的教义符合百姓的需求，道教在民间的发展十分迅速，在民间的影响力十分巨大，道教进入到了一个发展的鼎盛时期。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维护自身的利益，大肆宣传道教，对道教尊崇有加，道教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鼎盛。

隋朝隋文帝开国年号“开皇”，取自道经；隋炀帝向茅山宗宗师王远知“亲执弟子之礼”，由此可见隋朝对道教的推崇。到了唐朝，道士曾向唐高祖、唐太祖“密传符命”，唐朝皇室十分尊崇道教，道教兴盛于全国。唐朝的统治者与老子同姓李，统治者为了提高自己的门第出身，尊老子为始祖。唐高祖、唐太宗曾先后颁布诏令“三教分先后，道教为首，儒教次之，佛教最后”。

在唐朝统治的 300 多年的时间中，不断的崇奉和扶持道教，道教宫观不仅遍布全国，而且规模日益宏大。五代十国虽然时间短暂，但是大多都十分推崇道教，兴建宫观，收集失散的道书，命道士进行宣讲等等，这些活动对道教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到了北宋时期，崇道之风更加盛行。赵氏王朝称自己的始祖是“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赵玄郎”，令全国尊奉。宋太宗将道教科仪纳入皇家祭祀活动中。同时，宋真宗自导自演了“天书下降”、“圣祖临朝”等一系列道教显灵事件，并且下诏在京师和天下各州府军监修建玉清昭应宫、五岳观、景灵宫、太极观、建隆宫、奉慈宫、中太一宫等。宋徽宗自称道君皇帝，并大量尊奉道教神灵，尊崇道士。道士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在宋徽宗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到了南宋与金元对峙时期，北方战乱频仍，人民饱受战乱之苦，却又找不到摆脱的途径，这样就产生了强烈的宗教需求，与此同时，道教内部正在进行改革，许多有识之士利用这一时机纷纷创教立说，各开一门，涌现出了一批新兴道派，有使用传统符箓咒术的太一道、为人除邪治病的大道教（后改名为真大道）、以苦修助人为原则的全真教、金丹派、净明道以及早期的天师道、灵宝派等。这些道派虽然在教义上存在一些差异，但是都主张三教同源的理念，认为道、释、儒三教本是同源。

同时在道教受到佛教的影响，根据佛教的“佛性”问题提出的“道性”，认为“一切有形皆含道性”，与佛教的众生皆有佛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到了元朝之后，全国进入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各个道派之间交流逐渐增多，相互之间也进行了重组合并，最终出现以北全真、南正一为主流的两大道派的现象。从隋唐到元朝，道教进入了一个兴盛的发展阶段。

明朝时期，邯郸城市发展开始走向复苏，统治者为了维护专制统治，同时鉴于元代后期全真道上层道士因贵盛而腐化的历史教训，一方面颁布了三教并用的政策，继续扶持道教的发展，同时加强了对宗教的管制，建立了管理道教的机构和一套严密的制度。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更好控制道教，同时限制道教的发展，制定了扬正一抑全真的政策，因此正一道获得了官方的扶持，但是也是因为如此，逐渐的脱离了民众，失去了自我革新的活力。

而全真教由于长期受到打击和抑制，逐渐走向衰颓。到了明成祖朱棣时期，又极力推崇真武崇拜，将真武确立为皇朝的保护神，在武当山大兴土木，形成了以武当山为本山的武当真武信仰体系。真武信仰也随之遍及全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邯郸地区的真武崇拜也十分的兴盛，几乎每个县镇都留下了大量的真武庙宇遗址。

到了清朝时期，随着封建制度的没落，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统治者对于道教权势也不断的进行着削弱。同时，清朝统治者重佛教轻道教，以汉人为信仰源泉的道教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清末年间，清政府实施新政策，其中兴学堂因为资金不足，就采取了“庙产兴学”，即利用佛教、道教的殿堂作为办学场所，以庙里的土地、法器等财产养学。“庙产兴学”对于已经衰落的道教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道教由此衰败，逐渐走向民间化。

民国时期，邯郸经济与社会文化逐渐兴起。同时，知识界掀起了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的新文化运动，将道教视为封建文化的堡垒，改良家梁启超说过“道教是中国的一大污点，它对这个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根据广宗县志记载：“国民初年，曾下令僧道还俗，广宗的多数道观被毁废，道徒多流散。”1928 年，国民政府颁布了《神祠存废标准》，由此，邯郸道教再次受到严重冲击，大量道教庙宇被毁或改为学校；十年文革，道教被定为四旧之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宫观道院被视为四旧的象征，统统被拆毁，珍惜的经书、法器被烧毁，使得本来就衰微的道教更是雪上加霜，从此古老的道教失去了踪迹。

文革结束之后，国家进行了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宗教信仰的自由政策也得到了落实，宗教活动逐渐得到恢复，成立了道教协会，道教代表也参加了中国代表大会，邯郸道教由此获得了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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