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鼓县摩崖石刻群

摩崖石刻群于1983年公布为铜鼓县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铜鼓石”石刻，是我县最闻名的石刻，我县因其取名，也因此而古今闻名。据《义宁州志》载：“铜鼓石在武乡二十四都，屹立数丈，形如铜鼓，相传许旌阳逐蛟过此，石中有声，疑以为怪，挥剑劈之，今一石中分，宛如剑劈，县诸石屹矗，森若列载，故因其胜而建官司马。”

“试剑”石刻，明末隆庆年邓子龙书，与“铜鼓石”同一石体，又名“试剑”，下则署“武桥”二字，为邓子龙之别号。

“潘周过化”石刻，与“铜鼓石”同一石体，明末邓子龙书，是我县重要石刻之一。“潘周过化”其含意是：江西巡抚潘季驯，巡道周思敬派鄱阳守备邓子龙到赣西边陲，镇压了李大銮农民起义之后，铜鼓地境才开化了，为表现潘周的功满，特在石壁上刻下了“潘周过化”四字。

此石刻，反映了明末封建王朝与起义农民的一次浴血博斗，说明铜鼓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邓子龙过铜鼓石石刻诗”石刻，明万历五年（1577年）邓子龙书，诗曰：“定江巨石当路傍，有人疑是南山虎，笑汉将军止没羽，乃不贯之何足数。又云此石名铜鼓，上应北辰开帅府，英雄一剑破中坚，撑柱乾坤镇吴楚，落款为邓子龙书。

“驻铜剿赤”石刻，系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围剿铜鼓苏区时，国民党19师103团团长庄文枢，驻铜鼓时所写下的反动凿刻。

“宝山石”石刻，形似棺材，古人皆呼为“棺材石”，沿称甚久，相传外人来铜鼓任官，多生来死去，装棺运回桑梓。因此，县丞戈铭猷，认为事不吉祥，称呼亦恶，乃决定改为宝山石，故在原称“棺材山“的峭壁上，凿刻了“宝山石”。

“万笏朝天”石刻，距县城一华里处，石如蛋形直竖，高耸入云。一条石阶逶迤曲折，直至山巅。清朝嘉庆丁丑端午，有人在峭壁正面凿刻了“万笏朝天”四字。

“去思”石刻，民国十四年，县知事彭承苞（南昌人）奉调崇仁、邑人卢日藻等牵头延清石工在县城下仓街尾大道旁石峭壁上凿刻“去思”二字，表示伸民对彭知事的调离铜鼓，长怀想念的深情。

“改路石”石刻，位于“铜鼓石”左侧。“万历戊戍季夏铜鼓营改修此路，江头帅延祯助田”。为表彰江头帅延祯慷慨助田铺路的高尚行为而建立纪念性凿刻。

“太平天国、天大王”石刻，在“宝山石”上端的半壁上，据《宜丰大事年表》载：“1855年，太平天国五年五月当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攻克义宁（也叫宁州，含修水、铜鼓、武宁等地）时，经义宁、攻八叠岭、占县城，县乡设官。”此石刻是太平军几经铜鼓，攻占铜鼓后，信手凿刻。

以上十个石刻点位于铜鼓县永宁镇帅家坝境内。

“邓子龙过仙羊寨诗”石刻，明末期间，铜鼓有一支以李大銮为首的农民起义军队五七万余人，影响波及整个赣西地区，使明朝惊恐万状，命令江西巡抚潘季驯同巡道周思敬抓紧“征剿”。潘、周派鄱阳守备邓子龙率领重兵向李大銮农民起义军进行大规模“围剿”，在此期间，邓子龙率部在此仙羊寨安营扎寨。并这仙羊寨的峭壁上题刻过仙羊寨诗。“仙羊已去何年许，我来重作仙羊主。呼仙酌酒仙童歌，仙花满壑仙禽语。一笑仙风八面生，仙霞化作千山雨”。落款是明万历七年丁丑冬邓子龙书。

此石刻位于铜鼓县温泉镇新塘村境内。

“别有天”石刻，左落款为“湘卿朱刚伟”五字，朱刚伟是国民党军18师54旅旅长。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他率部驻扎在大塅，到灵石庵观秀胜迹时，羡 慕这天然石窟之风景，因此，书写下了“别有天”三字。

此石刻位于大塅镇光相村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