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侯 习郁习郁,字文通。襄阳人,融子。初为侍中。他随汉光武帝刘秀驾幸黎丘(今襄阳宜城辖地),两人共同梦见苏岭山神,刘秀因他有功,封为襄阳侯。习郁就在苏岭山建立神祠,刻二石鹿于祠前神道两侧,百姓称之为鹿门庙,苏岭山从此改称鹿门山。他在襄阳岘山南,依照范蠡养鱼法作鱼池,池旁有堤,种有竹、楸、芙蓉、菱、芡覆于水面,人称习家池。晋征南将军山简驻襄阳,常……
孟浩然(公元689-公元740),号孟山人,世称孟襄阳,唐代诗人,被誉为诗杰。孟浩然是田园隐逸派和山水行旅派代表人,其诗清淡自然,以五言古诗见长;代表作有《春晓》《过故人庄》《早寒江上有怀》《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等。盛唐时期形成的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诗歌流派,又称“王孟诗派”。孟浩然的诗已摆脱了禄唐应制咏物的狭隘境界,更多地抒发了个人怀抱,给开元诗坛带来了新……
皮日休(834至839~902以后) 唐代文学家。字袭美,一字逸少。居鹿门山,自号鹿门子,又号间气布衣、醉吟先生。襄阳(今属湖北)人。出身于贫苦家庭,早年即志在立功名、佐王治,追踪房玄龄、杜如晦的事业(《七爱诗·房杜二相国》)。出游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至长安,应进士举不第。南行寓寿州。懿宗咸通八年(867)登进士第。次年东游,至苏州。咸通十年为苏州……
庞统(179—214年),字士元,襄阳(今湖北襄樊)人,三国时刘备部下著名的谋士、将领。 庞统年轻时,为人朴钝,未有识者。但他的叔父大名士庞德公对他却十分看重,认为他不同寻常。当时,颍川人司马徽清高雅正,素有善于鉴识人品的名声,庞统慕名前往拜见。见面时,司马徽正在树上采桑,于是庞统就坐在树下,跟他交谈起来。两人越谈越投机,就这样一个树上,一个树下……
东津镇:襄阳县辖镇。1950年设东津区,1958年改为公社,1987年建镇。位于县境南部、汉江东岸,距县府7.5公里。面积117.5平方公里,人口6.12万。襄洪公路、襄樊至鹿门寺公路交会于此。辖东津、上营、祁营、樊坡、樊营、陈坡、老营一村、老营二村、上洲、中洲、下洲、王寨、李湾、肖岗、后岗、三合、堰坡、周寨、朱彭、覃湾、崔胡、肖岗、岳岗、庄冲、淳河、唐冲、秦咀、田……
孟浩然与鹿门山有着割不断的情缘,历史上有不少人称孟浩然为鹿门孟处士或孟鹿门,也有不少人称孟浩然为鹿门处士或鹿门才子。还有许多人以为孟浩然的故居就在鹿门山,并且说他死后也葬在鹿门山。从现存文献资料看,最早把孟浩然的姓名和鹿门山联系在一起称说的应当是符载。符载,字厚之,蜀人。有奇オ,自称庐山山人。他非常仰慕孟浩然,看到孟浩然的墓园荒凉“邱陇颓陷”,“高不及隐”,令“行路慨然”。于是致书时任襄州刺史的樊泽,请为孟浩然修墓。《全唐文》卷六八八有载,其题为《从樊汉南为鹿门孟处士求修墓笺》。不仅题目中直用“鹿门孟处士”,且在文中也如此称说:“窃见故鹿门孟处土浩然,纳灵含粹,仗儒杰立,文宝贵重,价吞连城。一旦陨落,门胤陵蔑。
那么,符载的《求修墓笺》写在哪一年呢?这就要考察樊泽在襄州刺史任上的时间。樊泽曾两度就任襄州刺史。《旧唐书德宗纪上》载:兴元元年(公元784年)正月,“丙申,以山南东道行军司马樊泽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贞元三年(公元787年)间五月癸亥“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樊泽为江陵尹荆南节度使”。《旧唐书・徳宗纪下》载:贞元八年二月,“丙子以荆南节度使樊泽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十四年九月,己西,山南东道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襄州刺史樊泽卒”。再据文题中“樊汉南”三字,《求修墓笺》又很有可能作于樊泽任荆南节度使之时。此时距孟浩然之卒已有五十余年。
此后,有关孟浩然与鹿门结缘的诗文就逐渐增多。白居易在《游襄阳怀孟浩然》诗中写道:“南望鹿门山,蔼若有余芳。旧隐不知处,云深树苍苍。”施肩吾在《登岘亭怀孟生》诗中写道:“岘山自高水自绿,后辈词人心眼俗。鹿门オ子不再生,怪景幽奇无管東。”陈羽在《过孟浩然旧居》诗中写道:“孟子死来江树老,烟霞犹在鹿门山。”显然,他认为孟浩然旧居在鹿门山。贯休也写有《经浩然鹿门旧居》的诗二首。其中有云:“孟子终焉处,游人得得过。”不仅家在鹿门,墓也在鹿门。认为墓在鹿门的诗人还有罗隐,他在《孟浩然墓》诗中写道:“鹿门黄土无多少,恰到书生冢便低。”张蠙在《吊孟浩然》诗中也写道:“亲栽鹿门树,犹盖石床阴。”齐已在《过鹿门作》诗中也写道:“鹿门埋孟子,岘首载羊公。”
这些唐代人的诗文,对后世的方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至于也将孟浩然的故居、坟墓说成是在鹿门山。顾道洪《襄阳外编》引《一统志》云:“孟浩然故居在襄阳鹿门山。”《嘉庆重修统志》卷三四七《襄阳府》亦云:“孟浩然宅,在襄阳县东南鹿门山。”《明一统志》卷六O《襄阳府・陵墓》:“孟浩然墓在鹿门山故居。”闻一多也以为孟浩然的故居在鹿门山,他说:“他(孟浩然)自己的家园所在,也就是“庞公栖隐处’的鹿门山,决不许他那样做。”又说:“实在,鹿门山的家园早已使隐居成为既成事实。”其实,孟浩然故居在襄阳南,襄水入汉处附近。襄水则为孟浩然诗中多次写到的北润,因家在润南,故又称涧南园。他的墓葬也在涧南园附近的风林山南。张仲欣总纂《湖北通志》卷九八《金石志》引《集古厚录》云:“《唐处士孟浩然墓碑》,按唐史,浩然襄阳人,卒于开元之末。契(樊)泽为节度使,乃刻碑凤林山南,封宠其墓。余尝亲拜墓下,碑划两面,其极磨灭,首行有“江南风景”四字。…其间“可以言诗’及诗语乐和’,‘诗字俱从‘旨”、从“寺”。此字于他书无所见,独见于此,聊记之。”言之凿凿,无可辩驳。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人们不顾事实地要说孟浩然的故居、墓葬均在鹿门山呢?这是因为孟浩然曾经隐居鹿门山,而鹿门山又是天下名山,名人隐于名山,名山属于名人,这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孟浩然与鹿门山的情缘!
孟浩然是什么时候隐居到鹿门山的呢?在鹿门山隐居了多少年呢?
《孟浩然诗集》中有一首《登鹿门山怀古》诗,开头写:清晓因兴来,乘流越江岘。沙禽近方识,浦树遥莫辨。渐到鹿门山,山明翠微浅。岩潭多屈曲,舟楫屡回转。”结尾写:“白云何时去,丹桂空偃蹇。探讨意未穷,回舻タ阳晚。”诗人朝至タ归,显然作此诗之时是没有隐居鹿门山的。也可证,孟浩然的故居是不在鹿门山的。从诗意及写作技艺分析,此诗亦非少年之作,拟作十七八岁,当不大过。或许就在此后不久,孟浩然就决定隐居鹿门]山了。另据《唐才子传・张子容》载:“初,与孟浩然同隐鹿门山,为生死交,诗篇唱答颇多。”而张子容离开鹿门山进京举进士在先天二年(公元713年)即开元元年。由此推断,孟浩然与张子容同隐的时间,至迟不过景云二年(公元71年),孟浩然二十三岁时。
旧唐书・孟浩然传》载:“孟浩然,隐鹿门山,以诗自适。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新唐书・孟浩然传》亦云:“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隐鹿门山。年四十,乃游京师。”似乎孟浩然四十岁以前,一直隐居在鹿门山。果真这样的话,则孟浩然隐居鹿门山的时间就长达十七年之久。事实恐非如此,因为他在四十岁前曾经到过岳州、荆州、扬州等地。他隐居鹿门山写的诗仅存一首《夜归鹿门歌》,而在润南园的诗却有许多。我们完全可以作这样的猜想:孟浩然既隐居鹿门山,也家居润南园。鹿门山与润南园仅仅只隔一条汉水,距离很近的。
孟浩然为什么要隐居鹿门山呢?
闻一多说:“历史的庞德公给了他启示,地理的鹿门山给了他方便,这两项重要条件具备了,隐居的事实便容易完成得多了。”两项重要条件算是说对了,但由此得出孟浩然是为了隐居而隐居的结论则是欠考虑的。如果孟浩然是为隐居而隐居,他可以就住涧南园,或找一处任何人也不知道的地方,把自己藏得严严实实,连诗也不必作了,岂不更好。他的好友张子容本来在白鹤岩隐居,也不必搬到鹿门山去隐居。孟浩然的隐居绝不是为隐居而隐居,而是以隐干禄,走“终南捷径”。他选择鹿门山作为隐居地的根本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点:
一是借名山以扬名.
鹿门山是襄阳开发最早的名山之一,文化积淀丰厚。隐居于此,有利于提高知名度。据晋代习凿齿《襄阳耆旧记》卷三“山川”载:“鹿门山,旧名苏岭山。建武中,习郁为侍中,时从光武幸黎丘,与帝通梦,见苏岭山神,光武嘉之,拜大鸿胪。录其前后功,封襄阳侯,使立苏岭祠。刻二石鹿,夹神道口,百姓谓之鹿门庙,或呼苏岭山为鹿门山。”此记载尚见于《后汉书・庞公传》注,唐初欧阳询等奉高祖李渊之命编写的大型类书《艺文类聚》也有详载。鹿门山名扬天下,尽人皆知。不仅因光武帝、习郁,还因它的神秘故事。鹿门山似乎是一座神山。南北朝齐梁时期鲍至所著《南雍州记》记引“襄阳记”云:“双鹿自立如斗,采伐人常过其下,或有时不见鹿,因是知有灵瑞。梁天监初,有蚌湖村人于此泽间猎,见二鹿极大,有异于恒鹿,乃走马逐之。鹿即透涧,直向苏岭。人逐鹿至神所,遂失所在,唯见庙前二石鹿。猎者疑是向鹿所化,遂回。其夜,梦见一人,着单巾愤,黄布褶,语云:“使君遣我牧马,汝何驱迫?赖得无他,若见损伤,岂得全济?”只要承认自己隐居于鹿门山,就会收到显扬声名的效果。
二是借庞公以扬名。
陈贻焮在《孟浩然事迹考辨》中说:“隐居鹿门山当在写作《登鹿门山怀古》之后。《后汉书・庞公传》载庞德公先居岘山南,后隐鹿门山。想孟浩然有意步武先贤,借扬清德,故虽偶住鹿门,而仍以归隐名山相标榜。”其中“步武先贤,借杨清德”之说甚是。孟浩然隐居鹿门山与庞德公隐居鹿门山可以说是两种性质不同的隐居。庞德公身处乱世,不愿为刘表所用,是一种逃避官禄的隐居。孟浩然身处开元盛世,渴望为时所用,是一种以隐干禄的隐居。闻一多说:"“(孟浩然是)为着一个浪漫的理想,为着对古人的一个神圣的默契而隐居。在他这回(疑为“里”)无疑的那成立(疑为“为”)默契的对象便是庞德公。”此论不甚公允,倒是陈贻焮所说“借扬清德”更符合事实一些。如果要找一个“默契的对象,那对象便是诸葛亮。”他不是感叹“谁识躬耕者,年年梁父吟”吗?他不是希望有像崔州平、徐元直那样的人出来举荐自己吗?“崔徐迹犹在,千载揖清波”不正是他所期盼吗?
孟浩然诗集》中有两首诗写鹿门山庞德公,一首是《登鹿门山怀古》。写于未隐时,诗中写道:“昔闻庞德公,采药遂不返。金润饵芝术,石床卧苔藓。纷吾感耆旧,结缆事攀践。隐迹今尚存,高风魏已远。”对庞德公在鹿门山的遗踪一一作了凭吊,表示了对乡贤的景慕之情。第二首是《夜归鹿门歌》,写于隐居鹿门时。“山寺鸣钟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人随沙岸向江村,予亦乘舟归鹿门。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岩扉松径长寂塞,唯有幽人自来去。”前四句和后四句分别写了两种生活景况:天色已晚,人们竟趋渡口,喧闹着赶回家去,而诗人则被鹿门寺的钟声召唤,也乘舟回鹿门隐居。人们是从喧闹的世俗走向另一个小家庭的世俗。而诗人则离开世俗,走向一个静谧的世界。用对比的方式,表明自己的隐居情趣。后四句就是对这静溢世界的具体描述:月色下,夜雾笼罩的林间小道上,诗人来到了庞德公隐居的地方。
孟浩然在鹿门山结交的一位隐土朋友,就是王白云。二人诗歌唱和颇多,《孟浩然诗集》中有《登江中孤屿赠白云先生王迥》、《王迥见寻》、《鹦鹉洲送王九游江左》、《同王九题就师山房》、《游精思观回王白云在后》、《上已日洛中寄王週十九》、《李少府与王九再来》、《ロ号赠王九》、《上已日润南园期王山人陈七诸公不至》等诗,反映出他们过从甚密。王迥也有《同孟浩然宴赋》一首,书于屋壁,彰显厥美。
另外,还有一首《和张明府登鹿门山》诗,张明府可能是张愿,也可能是张子容。诗中没有对鹿门山作具体的描写。
三是理想的地理环境。
孟浩然选择鹿门山隐居,还有地理环境的原因。《襄阳县志山川》载:“鹿门山在县东南三十里。”距孟家庄园不远,隔汉水相望。可以随时回家看望、侍奉父母。孟浩然是一个孝子,家庭观念特重。“父母在,不远游”又是儒者的信条。《孟浩然诗集》中有许多诗句,反映了他的孝子之情。如在《仲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诗中也说:“忠欲事明主,孝思侍老亲。”表明他希望忠孝两全的愿望。他在《书怀贻京邑故人》诗中云:“诗书袭遗训,趋庭绍未躬。”“慈亲向赢老,喜惧在深衷。”表明他对父母教海的尊重,对父母老迈、身体健康状况的担忧。在从洛阳归家途中经枣阳,夜宿蔡阳馆所写的诗中又写道:“明朝拜嘉庆,须着老菜衣。”诗中用老菜子行年七十,奉待二老,尝着五彩衣,玩弄小鸟于父母身边的典故,表明自己将会像老菜子一样去讨父母的欢心。在《送洗然弟进士举》诗中,除同样用到这个典故外,还用到《东观汉记》中“黄香温席”的典故:“黄香字文强,父兄举孝廉,无奴仆,香躬执勤苦,尽心供养,体无被椅而亲极滋味;暑则扇床枕,寒则温枕席。”由于有这孝子之情的牵挂,所以他选择了离家不远的鹿门山为隐居地。
孟浩然性爱山水,喜泛舟,“我家南渡头,惯习野人舟”。他选择鹿门山隐居,正是适应了这性情。从涧南园到鹿门山,有近ニ十里的水程;从鹿门山到襄阳城,有三十里的水程,泛舟往返非常便利。也许是东汉初年的习郁,修鹿门庙、建习家池给了他启示。光武帝封习郁为侯,其封邑在今宜城。习家池则是习郁的私家园林,也就是“别墅”。习郁爱山水,而这三地连接,就构成了一条非常理想的游山玩水的路线。从宜城出发,泛舟汉水到鹿门山麓,“结缆事攀践”,到鹿门庙祭祀神灵,欣赏山林景色。然后,下山登舟,经鱼梁洲到风林山下,舍舟登岸至习家池别墅。从习家池回宜城可以泛舟,也可以沿着冠盖里骑马、乘车。习郁就是在这条线路上,享受着“光武中兴”带来的和平安宁的生活。而孟浩然则在这如画的山水间,领略着盛唐时代的田园牧歌般的乐趣。
孟浩然是属于鹿门山的,鹿门山也是属于孟浩然的。孟浩然因隐居鹿门山而著名,鹿门山因孟浩然的隐居而文化内涵更加丰厚。